第一刀 // THE STORY
講故事
2014年7月4日，警方扣起咗五部手機。之後嘅事令呢單案成為香港最奇怪嘅官司：訴訟打足六年、轟動全港，警方由頭到尾冇睇過涉案手機一個字。
事源2014年七一遊行。民陣成員岑永根揸領頭車，被指故意放慢塞住條隊，違反「」條件。三日後，佢同四名民陣成員被捕，涉嫌同違反遊行條件。警方即場搜身，檢走五部手機，簡單睇過後扣起三部——包括一部 iPhone。
但岑永根嘅律師即場出一招：要求將手機放入，主張（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，LPP）——手機有同律師嘅通訊，警方唔可以亂睇。奏效：警方原封歸還全部手機，冇搜查、冇檢控。
岑永根冇收手，照樣：《警隊條例》(Cap. 232) 第 50(6) 條授唔授權警方無搜查令（warrant）搜查手機數碼內容？如授權，係咪違反《基本法》第 30 條同《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嘅私隱？警方話已變「學術討論」要求撤銷；原訟庭區慶祥法官拒絕——同類挑戰遲早再嚟，不如一次過講清楚。
2017年10月27日，原訟庭判（HCAL 122/2014；[2017] 5 HKLRD 589）：可以無手令搜，但只限「」（exigent circumstances），例如唔即時搜證據就會被毀。岑一方引用美國 Riley v California「攞手令先搜」同加拿大 R v Fearon 少數派，主打手機私隱遠高於一般物品；法官採納咗 Fearon 少數派。
警方上訴。2020年4月2日，上訴庭潘兆初首席法官、林文瀚及麥機智副庭長判：警方上訴得直，但附帶嚴格條件。搜查手機內容嘅權力源自普通法「」，唔係單靠第 50(6) 條；香港冇「」呢個北美概念。原則上翻手機內容前應先攞手令，裁判官可根據第 50(7) 條將手機視為「」（premises）發令。例外係「攞手令」（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），而即場搜係調查、保存證據或保護安全所必須——但只限相關項目、唔准亂翻，事後要盡快做書面紀錄，副本交畀被捕人，除非妨礙調查。
最戲劇性嘅係出處：警方推 Fearon 多數派、岑一方撐少數派，都勸唔郁上訴庭——法庭唯獨採納第二有利害關係方大狀 Dr Gerard McCoy SC 嘅「合理切實可行」（reasonable practicability）測試（判詞第 182、184 段），從此成為香港法律。
結局：警方贏咗上訴、擺脫「」窄框，但換返「原則上要先攞手令」嘅規矩，仲確認咗警方唔可以強迫你交出手機密碼，拒絕交出都唔構成（判詞第 122 段）。冇跡象任何一方上訴到終審法院，呢份判決係最終結局。至於岑永根嗰三部手機，由封入防拆袋到歸還，警方一個字都冇睇過。佢輸咗上訴，但全港市民贏咗一條界線。